← 返回首页
肿瘤免疫与细胞治疗

淋巴结靶向KRAS疫苗2期:DFS未达标,免疫信号待验证

肿瘤免疫与细胞治疗精准肿瘤与临床转化
生成日期:

AMPLIFY-7P 开放标签随机 2 期试验(144 例,2:1)中,两亲性淋巴结靶向七价突变 KRAS(mKRAS)肽疫苗 camupepimut(ELI-002 7P)用于根治性局部治疗后影像学无复发的 KRAS 突变胰腺导管腺癌,意向治疗人群 DFS 主要终点未达到(中位 23.8 对 21.2 个月,HR 0.85,P = 0.5329);给药期 6 个月 DFS 率 75.7% 对 61.7%(HR 0.55,P = 0.0557)。预设亚组(ctDNA 阴性、既往未放疗)与事后多因素校正(HR 0.47)提示获益信号;98.9% 的可评估患者诱导出 mKRAS 特异性 T 细胞,应答超过基线 9.17 倍者 DFS 明显更优(HR 0.22);既往放疗与淋巴细胞减少及较弱 T 细胞应答相关。≥3 级不良事件 10.4% 对 14.6%。

机制示意图
  • 七种 mKRAS 肽与 CpG 佐剂经两亲性修饰后结合白蛋白,经淋巴管富集于淋巴结,被抗原提呈细胞摄取
  • 疫苗诱导针对全部七种 mKRAS 变体的 CD4 与 CD8 T 细胞,并出现针对非疫苗新抗原的表位扩展
  • ITT 人群 DFS 未达主要终点,曲线早期分离与给药期重合;应答超过基线 9.17 倍者 DFS 更优
  • 既往放疗 → 基线淋巴细胞减少 → mKRAS 特异性 T 细胞应答减弱,提示 3 期需排除既往放疗并按 ctDNA 分层

示意图概括了两亲性(AMP)淋巴结靶向递送的原理、camupepimut 诱导的多价 mKRAS 特异性 T 细胞应答、AMPLIFY-7P 的阴性主要终点与早期分离信号,以及作者据此提出的“放疗—淋巴细胞减少—免疫应答减弱”与 ctDNA 分层的 3 期设计思路。

研究背景与待解问题

胰腺导管腺癌(PDAC)在美国每年约有 67,000 例新发、53,000 例死亡,手术是唯一根治手段,但术后局部与肝脏复发倾向高,5 年生存仅 15%–17.4%;免疫检查点阻断在 PDAC 基本无效。KRAS 突变是截干性驱动突变,见于约 90%–95% 的 PDAC,且正常组织不表达,是理想的“公共新抗原”。然而既往路线各有短板:G12D 限制性 TCR-T 细胞治疗受 HLA 限制、操作复杂;联合双检查点的未修饰长肽 KRAS 疫苗对最常见的 G12D 应答有限;个体化 mRNA 新抗原疫苗中包含 mKRAS 抗原的 13 例患者仅 1 例诱导出 mKRAS 特异性 T 细胞。

两亲性(AMP)策略将抗原与佐剂连接到白蛋白结合脂质上,使其经淋巴管富集于淋巴结。前代二价产品 ELI-002 2P 的 1 期研究(20 例 PDAC、5 例结直肠癌,影像学无病但 MRD 阳性)中 84.0% 的患者出现 mKRAS 特异性 T 细胞应答,并以 ROC 分析确定 9.17 倍应答阈值;高于阈值者中位 RFS 未达到对 3.02 个月(HR 0.12)。七价 camupepimut 旨在扩大可入组人群。本研究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:在随机对照条件下,这种现货型(off-the-shelf)mKRAS 疫苗能否在术后辅助阶段延缓复发,以及 1 期观察到的“免疫应答幅度—临床结局”关联能否重现。

研究设计

AMPLIFY-7P 为开放标签随机 2 期试验。入组者为 ≥18 岁、ECOG 0–1、病理确诊、携带疫苗覆盖的七种 KRAS 突变之一、可切除或交界可切除 I–III 期(AJCC 第 8 版)PDAC,已完成 NCCN 标准化疗/放化疗并经 R0 或 R1 切除,局部治疗结束后 6 个月内影像学无病(NED)。ctDNA 阳性和/或 CA19-9、CEA 升高(即 MRD 阳性)与否均可入组——需要指出,这并非一项只纳入 MRD 阳性者的试验,基线 MRD 阳性者占全体 60.4%。既往接受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或肿瘤疫苗、淋巴细胞 <1.0 × 10⁹/L 或胚系 BRCA1/2 突变者被排除。

患者按淋巴结状态分层、2:1 随机接受 camupepimut 或观察。主要终点为研究者按 iRECIST 评估的 DFS。按 HR 0.53、双侧 α 0.10、80% 把握度估算约需 71 个 DFS 事件;成功阈值预设为 HR < 0.70、P < ~0.10。预设亚组包括年龄、性别、ECOG、淋巴结状态、切缘、既往放疗、既往脾切除、G12D/G12V/G12R、ctDNA 与 MRD 状态。免疫原性以离体 IFNγ/颗粒酶 B Fluorospot 与胞内细胞因子染色(ICS)评估;“应答者”定义为任一接种后时间点较基线 ≥2 倍升高且超过检测阈值。另以全外显子测序选取每例至多 10 个非疫苗新抗原评估表位扩展,并对 89 例做高分辨率 HLA 分型。值得注意的是,方案 6.0 版(2023 年 9 月 13 日)才将主要终点由 RFS 改为 DFS 并加入分层、扩大样本量;统计分析计划 1.0 版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(入组结束后)批准,2.1 版(2025 年 12 月 31 日)又增补了肿瘤分期、既往系统治疗与 KRAS 突变等亚组。

核心结果

入组与基线:分层平衡了淋巴结状态,但高危因素分布不均

144 例中,疫苗组 96 例全部接受治疗,中位剂量强度 100%(6 次初免 + 4 次加强),完成治疗 72/96(75.0%),观察组完成观察期 30/48(62.5%)。疫苗组中位年龄 65 岁,54.2% 为女性,81.3% 为白人;I、II、III 期分别占 31.3%、42.7% 与 26.0%,全部接受过化疗与胰腺切除,24.0% 接受过放疗。分层因素淋巴结状态平衡(N0 40.6% 对 39.6%),但疫苗组 ctDNA 阳性比例更高(20.8% 对 12.5%)、R1 切除更多(26.0% 对 18.8%),观察组既往放疗更多(31.3% 对 24.0%);CA19-9 升高两组均为 29.2%。肿瘤 KRAS 突变分布也不同:疫苗组以 G12V(40.6%)居首,G12D 占 38.5%,观察组 G12D 占 56.3%。

主要终点未达到,早期分离与给药期重合

ITT 人群中位 DFS 23.8 对 21.2 个月,HR 0.85(95% CI 0.52–1.41),P = 0.5329,未达到预设的 HR < 0.70 阈值。预设的 6 个月 DFS 率(对应给药期)为 75.7% 对 61.7%,随机至 6 个月的探索性 HR 0.55,P = 0.0557。换言之,两条曲线在疫苗给药期内分开、之后趋于接近,这一形态本身就是对“维持给药”假设的主要依据。

事后多因素校正与预设亚组:信号存在,但统计口径需细读

事后多因素 Cox 回归显示,校正后 camupepimut 相对观察的 HR 为 0.47(95% CI 0.27–0.82,P = 0.0086),而 III 期(校正 HR 2.29)、CA19-9 升高(3.16)与基线 ctDNA 阳性(5.99)是独立不良预后因素。两臂合并分析中,ctDNA 阳性者中位 DFS 仅 4.2 个月,阴性者 24.0 个月(HR 6.56)。

预设亚组中,ctDNA 阴性者(93 例,占 ITT 64.6%)中位 DFS 未达到对 21.2 个月(HR 0.51,P = 0.0280),18 个月无复发或死亡比例 70% 对 56%;ctDNA 阳性者(26 例)为 4.3 对 1.9 个月(HR 0.57,P = 0.0489)。既往未放疗者(106 例,占 73.6%)中位 DFS 23.8 对 10.4 个月(HR 0.59,P = 0.0221),18 个月比例 55% 对 44%。需要细读的是:这些亚组的 HR 95% CI 均跨越 1(ctDNA 阴性 0.25–1.02、ctDNA 阳性 0.22–1.48、未放疗 0.33–1.03),而 P 值来自对早期差异更敏感的 Wilcoxon 检验,且未校正多重比较。此外,ctDNA 阴性亚组内观察组既往放疗比例仍明显更高(38.7% 对 14.5%),两个“获益亚组”存在重叠与相互混杂。

放疗、淋巴细胞与疫苗应答

既往放疗者基线淋巴细胞绝对计数更低(中位 1.2 对 1.7 × 10⁹/L,P < 0.0001),疫苗诱导的 mKRAS 特异性 T 细胞应答也更弱(中位 15 倍对 58 倍,P = 0.0011);超过 9.17 倍阈值的比例为 61.9% 对 88.4%,比值比 0.21(P = 0.005)。这是本研究最具设计启示的一条“生物学链条”。

免疫原性:广谱、持久且有表位扩展

90 例可评估患者中 89 例(98.9%)诱导出 mKRAS 特异性 T 细胞,较基线中位升高 44.3 倍(范围 2.13–1,310 倍);85%(68/80)同时激活 CD4 与 CD8 T 细胞,70%(62/89)对全部七种抗原均有应答,87.6%(78/89)对自身肿瘤携带的突变有应答。G12D、G12R、G12V 的平均升高倍数分别为 48.6、51.3 与 31.1 倍,应答率 89%、87% 与 82%——作者据此认为淋巴结靶向可能克服既往未修饰肽疫苗 G12D 免疫原性弱的问题。80.2%(69/86)出现颗粒酶 B 和/或穿孔素升高的细胞毒性应答;≥46 周时仍有 95.5%(63/66)可测到阳性应答。15 例中 13 例(86.7%)出现针对非疫苗新抗原的表位扩展。HLA 分型共识别 1,132 种独特 HLA 分子,未见特定等位基因与应答幅度相关,携带或不携带已知可提呈 mKRAS 肽的 HLA I 类等位基因者 DFS 曲线几乎重合(HR 1.02)。野生型 KRAS 应答少见且水平低。

免疫应答与疗效的关联

疫苗组中 82.2%(74/90)应答超过 9.17 倍,这些患者 DFS 显著更优(HR 0.22,95% CI 0.08–0.63,P < 0.0001),中位 DFS 未达到对 6.08 个月(事件 35.1% 对 81.3%)。以自身肿瘤突变应答的第一四分位数分组(HR 0.31)、Fluorospot 中位数分组(HR 0.48)或 ICS 中位数分组(HR 0.38)结果方向一致,重现了 1 期的“应答幅度—结局”关联。

安全性

疫苗耐受性良好:治疗期出现的不良事件 72.9% 对 77.1%,严重不良事件 6.3% 对 8.3%,≥3 级 10.4% 对 14.6%;5.2% 的患者因不良事件需调整给药(多为推迟给药),无减量、无因不良事件退出或死亡。腹痛(10.4% 对 16.7%)、乏力(10.4% 对 12.5%)等与疾病进展相关的事件在观察组数值上更多。

机制解读

论文所证实的: 在随机对照条件下,camupepimut 在意向治疗人群中未能显著延长 DFS;但它稳定地诱导了高幅度、多价、兼具 CD4/CD8 与细胞毒表型、并在 ≥46 周仍可测到的 mKRAS 特异性 T 细胞应答,且应答不受 HLA 背景限制,安全性与观察组相近。既往放疗与较低的基线淋巴细胞水平及较弱的疫苗应答相关,ctDNA 阳性是强烈的不良预后因素。

作者假设: 作者认为,ctDNA 阳性者在疫苗组过度集中,稀释了疗效识别;校正后 HR 0.47 与亚组信号代表“真实但被不平衡掩盖”的治疗效应。6 个月内的早期获益与给药期重合,被解读为延长或维持给药可能维持获益;表位扩展被视为淋巴结在原位协调旁观者肿瘤特异性 T 细胞的证据。作者还提出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或 RAS 抑制剂联合的设想。需要强调:应答幅度与 DFS 的关联只在疫苗组内部比较,存在“应答者偏倚”——早期复发者可能来不及完成接种或产生应答,因而这一关联本身不能证明 T 细胞应答是疗效的原因;校正 HR 属事后分析,表位扩展仅评估 15 例,均为假设生成。

局限与不确定

  • 主要终点阴性;样本量中等、开放标签、双侧 α 0.10 设计,DFS 由研究者按 iRECIST 而非 RECIST 判定,可能引入评估偏倚。
  • 预设亚组与免疫原性分析均未校正多重比较;亚组 HR 的 95% CI 跨越 1,P 值为 Wilcoxon 检验结果;Methods 称亚组以治疗×亚组交互 P 值报告,但正文与图注中未见交互检验结果。
  • 事后多因素 Cox 回归可部分处理基线不平衡(ctDNA 阳性、R1 切除、放疗、G12D 比例),但只能视为假设生成信号。
  • 免疫应答与疗效的关联仅限疫苗组,无对照组可比;存在应答者偏倚的可能。
  • 中位随访仅 19.4 个月,OS 尚不成熟且允许交叉,未来 OS 解读受限;肿瘤标志物与交叉分析尚未报告。
  • 入组以白人为主、黑人患者代表性不足,且仅来自美国有限中心,外推性有限;方案中途更换主要终点,统计分析计划在入组结束后批准并增补亚组。
  • 研究由 Elicio Therapeutics 发起、设计并资助,多名作者为其员工并持有股份或相关专利。

临床/产业意义

对临床而言,这是一项阴性的随机 2 期试验,camupepimut 目前不应被视为切除后 PDAC 的有效辅助治疗。但它提供了几条对整个“现货型 KRAS 疫苗”领域都有价值的信息:其一,淋巴结靶向肽疫苗可在绝大多数患者中诱导覆盖 G12D 在内的广谱 mKRAS T 细胞应答,且不受 HLA 限制,这正是个体化或 TCR 疗法难以做到的;其二,ctDNA 状态对术后复发风险的区分能力远强于疫苗效应本身(合并 HR 6.56),未来辅助免疫治疗试验若不按 ctDNA 分层,很容易被基线风险不平衡淹没;其三,放疗相关淋巴细胞减少可能削弱疫苗应答,提示前序治疗选择与免疫治疗之间存在需要前瞻验证的相互作用。作者计划的 3 期将加大疫苗给药、考虑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、按 ctDNA 分层并排除既往放疗者——这些富集策略能否把 2 期的亚组信号转化为确证性获益,是判断该平台价值的关键。

相关阅读肿瘤免疫与细胞治疗

每周一封,中文

九个领域的解读摘要加经济动态,正文附原文链接。免费,可随时退订。

订阅每周更新